杨振宁祝福未来科学大奖取得成功｜8位捐赠人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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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科学大奖正式成立
编者按：
2016年1月17日，身着赭红色毛衣的杨振宁亲临未来论坛年会，宣布未来科学大奖正式成立。杨振宁指出未来科学奖三大特点：1）中国大陆第一个民间科学大奖；2）一般奖是有关过去的成就，而不强调未来；3）不同于个人或家族设奖，由企业家联名捐赠设立。
未来论坛科学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饶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共同对话李彦宏、丁健、沈南鹏、张磊和邓锋、吴鹰、吴亚军、徐小平八位企业家——他们为首期成立的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两大奖项分别捐赠100万美元。这是扎根中国本土的部分企业家精英，以“未来”为名，致敬科学与科学家。他们以创新的方式、脱胎民间的热情和力量共襄盛举，这让中国科学在走向强大未来的路上，有了新生的助力。
文 |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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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祝福未来科学大奖取得成功
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参加未来论坛的大会，特别是能参与宣布未来科学大奖的启动。刚才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可能具有长远意义的活动。我想初步从三个角度和大家谈谈我对未来科学大奖设立的看法。
第一，这个科学大奖叫做未来科学大奖，其中有“未来”这两个字。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的科学奖项已经很多了，但没有一个是特别着重于“未来”的。当然，未来跟过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把一个大奖的名字加上“未来”这两个字，还是有意义的。根据过去多年的经验，我知道一个奖在最初设立的时候，所确立下来的目的和章程都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影响其后运转中的一些关键性决定。
第二个特别的感想是，这个奖是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想出来、设置出来的。据我所知，现在世界上的大奖，还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扎根的。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在瑞典已经有一百多年了，香港有三个大奖，一个求是科技奖，一个是邵逸夫奖，另一个是刚刚宣布的吕志和奖，台湾也有一个大奖叫做唐奖，俄罗斯人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也设立了科学突破奖。所有的这些大奖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设立的。作为有这么多的人口和这么广大土地的国家，我想我们只能说是后起之秀。不过，我想正因为这样，未来科学大奖的前途，就像中国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一样，也要（对这个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第三个特点是，据我了解，过去这些大奖在设立的时候，都是由一个人或者说一个家族开启的。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是由瑞典人诺贝尔设立的，邵逸夫奖是由香港邵逸夫爵士设立的，唐奖也是台湾一位企业家捐款设立的。最新宣布的吕志和奖，是企业家吕志和设立的。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所设立的科学突破奖最初由他一人设立，不过现在他找到了其他企业家跟他一起赞助。所有这些之前设立的大奖都跟今天的未来科学大奖的初始组织模式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因为据我了解，未来科学大奖是由好几位中国的企业家商讨后共同来设立的，这是一个新的形式。
总而言 37 39419 37 14940 0 0 2946 0 0:00:13 0:00:05 0:00:08 2946之，我认为，未来科学大奖确实是一个非常及时，而且将来可能会有很重要发展的（奖项）。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来祝福未来科学大奖将来取得极大成功，谢谢。
杨振宁现场花絮：
我想讲一个我个人特别希望科技发展能够解决的问题。大家已经看出来了，我的耳朵不好，右耳朵根本听不见，左耳朵如果不戴助听器也不行，戴了助听器，我想也许可以听懂三分之二。要改进这个问题，就需要更大的科技发展跟更多的企业投资。我由此想到，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眼镜的存在的？是在乾隆时期。那个时候，中国才从欧洲引进了眼镜，引进以后（眼镜店）简直是人山人海，为什么？你想想，有了眼镜对于50岁以上的人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就知道了。
那么，为什么西方能够发明出眼镜，中国发明不出来呢？这是因为中国的玻璃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大家知道，中国陶瓷工业是世界领先的，可是不知道什么缘故——这个我想值得研究科学史的人去研究——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来玻璃工业。没有玻璃工业，所以中国就得从西方引进眼镜，所以中国就没有伽利略的望远镜。这对整个后来的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
我想这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聪明的人，如果大家一并努力，共同思考的话，我想一定会给中国人、给全世界的人类发明出更多重要的、能造福的东西。
谢谢！
生命科学奖捐赠人
物质科学奖捐赠人
饶毅、王晓东对话企业家捐赠人
饶毅：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宣布两个未来科学大奖，一个是李彦宏、丁健、沈南鹏、张磊资助的生命科学大奖，一个徐小平、邓锋、吴鹰、吴亚军资助的物质科学大奖，希望我们以后可以设立更多的未来科学大奖。首先，我们想问问各位捐助人，您为什么支持未来科学大奖，您对未来科学大奖有什么期望？
吴亚军：我上初中的时候，1978年召开第一届中国科学大会，受此激励，很多年轻人想投身于科学，其实当时我也“自不量力”地有了当科学家的梦想。当然，后来我发现登顶科学需要具备三个要素，第一个是热情，第二个是天赋，第三个是毅力。我觉得我只有热情，天赋和毅力不够，不能登顶，我就做了科学的粉丝。所以今天有这个盛会邀请我来参加，我是很开心的。我就在这里给科学家助威，做他们的粉丝吧。
张磊：这个科学大奖确实有一点对标的感觉。诺贝尔奖搞了这么长时间，这几年才出现一个真正可以跟它“对标”的有科学质量的大奖——科学突破奖，而且是俄罗斯人搞的，看来美国是落后了。但科学突破奖确实做得很不错，它与时尚、媒体结合起来，但是我感觉，我们今天已经超过他们了。另外，我去年参加了第三届科学突破奖的颁奖仪式。凭今天未来论坛的组织能力、在媒体各个方面的推广和大众的兴趣，完全是应该能做到更加有气势。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和美国人一样，有一大批优秀的华人科学家值得大家更多地了解他们。
李彦宏：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一直有这种纠结，就是将来去做企业家还是去做一个科学家。最后我选择了做企业家，所以永远有这种“为什么不能去做一个科学家”的遗憾。事实上是不能了，就只好说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为科学做一点事情？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优秀的科学家获得更多人的认可，我觉得就达到目的了。
最近这几年我对科学感兴趣，是因为我觉得计算机和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开始有交集了，原来觉得这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不搭边的两个学科。基因测序的技术越来越成熟、成本越来越低，生物学家看重的东西我们觉得也挺好，用计算机可以做很多跟生命有关的事情，所以我们去做一个生命科学的奖，没准跟搞计算机的人在冥冥中是有某种因缘。
邓锋：我们这一代所有人的成长过程中都曾觉得科学家最崇高，大家都想做科学家，觉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贡献都很重要。长大以后慢慢发现不是这样的，特别是现在，刚刚说的（科学家）这么有名，但在中国的名气肯定不如电影明星，也不如明星更能得到社会尊重和认同，在物质上很多科学家也都是很清贫的。中国的国力已经到了（比较强大）的时候了，中国应该有世界级的科学家得到表彰和鼓励。
王晓东：我首先对各位能够奖励科学家表示感谢。我在美国做科研的时候，受雇于霍华德·休斯研究所，休斯基金会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私人基金会，由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首富霍华德·休斯捐款资助科学研究。
作为霍华德·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的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每五年被评估一次，对过去的成就只须写六百字的总结，这五年期间是没有人会过问你的，基本上就把我们从各种评估和项目申请的困扰中解放出来了。而我们国内的科学家仍受困于各种琐碎事务和评估，那么他们怎么能真正地做出原创工作？当下，有一句话出现的频率非常高，那就是“要有思想的自由”，你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大科学家的打压，自由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所以，今天成立的未来科学大奖，我想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我们中国做企业很成功的人，现在也把钱拿出来鼓励科学家，让科学家能够心无旁鹜地、自由地、不怕失败地往前走，去解决人类现在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困扰和问题，以及作为一个人应该怎样去定义一个人。刚才看到霍金的一句话我很有感触，就是“We are alive, we are intelligent, we must know”，这个“we must know”可能是真正定义我们人类的最根本的标志。所以，要再次感谢你们对科学大奖的贡献。
另外，我还想再提出一个问题：科学大奖是我们的第一步，是不是将来还可能对我们的科学、教育还会有更大的支持和想法？
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成员
沈南鹏：听了王晓东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奖比我想的还值。只要有竞争，企业家们就会开创出优秀的企业，我感觉科学家们也需要竞争，鼓励每个人攀登最高峰。
徐小平：我觉得科学家在这个时代的确是偶像，但确实需要社会各界来弘扬他们，来倡导他们的科学精神，应该把他们树立为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少年的偶像和榜样。这可能就是未来大奖要实现的目的。我参与这个未来大奖的原因在于，这个公益项目唤醒了我的良知，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我想向科学家们致敬，表示我五体投地的崇拜。我见到他们，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但是有了这个未来大奖，我觉得（自己）还好，因为起码我被他们接受和认可了（笑），谢谢大家。
张磊：我觉得投资科学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效应，今天这个未来科学大奖就会有这个效果。科学对社会的推动和贡献，是整个人类发展殿堂中的皇冠，我最希望，科学可以很酷，会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吴鹰：我来讲讲为什么我参与到这个科学大奖的捐献和论坛中，有三件事：第一个是在1985年，我去了美国，进了贝尔实验室，第一天就在名人堂里面看到（当时有）七位科学家获得诺尔奖，感到非常震撼，从此在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
第二件事是，今天我成了企业家，虽然相对比较成功，拿了国内许多奖项，但是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吴鹰，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你没有成为科学家。”在她眼里，不是科学家就没有价值，当然这句话并不一定对，但是说明科学家是非常受人尊重的。
第三件事情，是五六年前我主持某场读书会，在会上我临时做了一个现场调查，会场中大概三四百人，大部分是年轻人，问他们谁看过《三体》，居然只有三四个人举手，我很惊讶，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看科幻小说了吗？他们对未来、对科学没有兴趣吗？我觉得咱们现在的社会非常追求商业利益。虽然商业很重要、企业要发展，但是科学才是一切发展的基础，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以还是应该去鼓励科学的进步，去做这个未来科学大奖。
丁健：我觉得刚才王晓东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我问以色列某个研究院的院长如何挑选研究项目。我和大家想的可能一样，会认为我们要评估项目的回报，对经济的发展价值等。结果他看了我一眼说，其实我们的选拔程序很简单。第一，是找这个领域最优秀的人；第二，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他对这件事有好奇心。他说，我们认为科学就是追问，就是在好奇心驱动下的实践，我们不给他预设任何东西。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像美国的终身教授制也是这样，有很大的自由度。对于终身教授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让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他也相信你做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让你去每天晒太阳你也不去，你会好好激励自己和团队去做研究。这是第一个小故事，就是体制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创造出更好的环境，这让科学家们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个小故事，就是我跟李彦宏在探讨这个奖的时候，李彦宏表达了一个他的担心，那就是中国的年轻人，也包括美国的，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年轻人在发表科研论文时总要拉上名人，否则，就怕自己的论文发不出来，永远没有办法出名，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要改进。后来，我把这个担心告诉了张守晟教授，我问，这种问题在美国怎样解决呢？他说，如果在我们斯坦福大学有人这样做，我们会有一个潜规则来处理：这个人永远都别想拿到终身教授的席位了，因为这是属于拍马屁性质的事情。
面对这种不太好的文化和体制，我希望我们能通过未来科学大奖去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应当鼓励真正的创新，鼓励敢于去创新、去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我们要在未来的评奖过程中，实现这个很重要的目标。
饶毅：我觉得任何的评审，都不可能完美，都可能会有瑕疵。但是评审好不好，在科学上一定是五点原则：第一是造诣，第二是见识，第三是判断力，第四是公德，第五是担当。我相信如果评审委员会能把这五点做得好，整个评审就是好的。
李彦宏：其实在酝酿这个奖的过程中，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我们有过很多的争论，当时最早的一个争论就是：这个奖的奖励对象是谁？是只面向华人，还是面向全世界。我一开始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当时还没有中国本土科学家拿过诺贝尔自然科学方面的奖，那么，这个奖应该是做成全球性的。可是后来，大家不太认可这个观点，认为若要把这个奖的影响力做大，首先还是要聚焦华人。后来我想了想，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希望更多的创新以后能够从中国出来。哪怕不是中国人，比如说美国人、法国人、南非人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做出创新性的贡献，我觉得这个也非常值得奖励。
第二个讨论的是，当时我和丁健讨论学术界不好的风气时，我总觉得诺贝尔奖的人是他四十年前做出来的东西。我们如果在中国倒退四十年的话，你想想中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怎么样可能会做出来好的科研成果。所以我希望，我们评审委员会能够奖励过去一两年或者三五年做出来的、真正优秀的科学突破，而不是说等这个人已经功成名就了，七八十岁的时候再来奖励他。
张磊：最早我们酝酿的时候还有一个希望和想法。因为我以前在耶鲁大学做捐赠基金方面的工作，当时也是想，找二十个人，每个人捐一点钱来长期永续的发大奖。考虑中国这个环境，最早我们想先把科学家兴趣调动起来，组成不超过四个人的小组，这几个人一起来设立这个大奖的模式，这个大奖本身要奖励那些能够不守旧、有创新的年轻人，同时这些人将来又能够真正的成为榜样，让他们去影响年轻人，影响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里，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外部效应。
沈南鹏：回国后，我非常支持科学。我们在座很多原来学习科学，但是后来没有能够走上成为科学家的真正道路。虽然我们的天赋不够，但是我特别佩服科学家的两个特质，一个是好奇心，无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这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另外，成为优秀的科学家需要可观的收入，没有后顾之忧，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一种耐得住寂寞的恒心，真正喜欢自己的研究课题，说实话，这个价值观是很难去承受的。
邓锋：当时我决定参与这个奖项的时候也很担心，做好了，确实能宏扬科学精神，但做不好可能也会起负面作用。所以我提了几点希望：第一，捐助人绝对不能参与提名评奖的过程，完全独立；第二，要有独立的评审，不受任何外界的约束，完全公正客观做评审。我知道我们有一个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而且这个委员会的人不能申请奖项、不能得奖，这都很好，但是即便如此，我能不能代表大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做到让该得奖的人得奖，不该得奖的人不得奖。王晓东和饶毅都是委员会的成员，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王晓东：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奖项，包括历史非常悠久的诺贝尔奖，也不是一天就能达到它的目的。这个奖项如果真的有它的遗产价值，那就要求得奖人不断取得科学成就来未出他的价值。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获得诺奖，事实上，这个成就对于爱因斯坦对于整个物理学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诺贝尔奖之所以能成为诺贝尔奖，是因为有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得了奖，所以才成了诺贝尔奖。我想，我们未来的科学大奖也应该秉承这样一个原则。
刚才李彦宏也提到，我们是不是要奖励年轻人，是不是要在一项重要的科学成就取得之后更快地给他奖励，而不是要等很多年？这其实是对科学的判断问题。如何判断？在我看来无外乎三条：第一就是创造力；第二，他的科学是不是真的，因为有很多人的科学理论只是猜测，无法验证；第三要看影响力，包括对科学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
我想，今年年底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两位年轻科学家肯定会非常激动，另外他们的经济条件也会因此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对科学家这个群体，怎样才能真正把他们的收入提上来？我想，如果科学家在实验室所取得的科学发现，能够尽快变成产品，实现他的社会价值，那么科学家这个群体也许会更加富有。
今天在座的有很多企业家和投资人，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如何把资本和科学发现结合起来，尽快实现它的社会影响力，获得财富？
徐小平：我想这需要全社会对科学家有一个更加广泛的关注，不仅仅是科学界、投资界的关注，包括思想界和政界等。至于说科学家的成果如何更快转化为产品，我想可能需要科学家自身要有一点入世的心态，就是说，需要问问自己：我做的这个研究是不是可以解决人类的某个问题，或者是可以满足某些应用的需求。但是，科学家真的去做一个公司或者产品，还是有很多的挑战。
沈南鹏：我觉得科学研究转换成产品、将其商业化，最主要的可能还不在于我们这样的投资人或者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是科学家本身可能要有商业的感觉，我认为这是成功之道。我看到在美国、香港有一些教授，他本身是一个跨界人才，不仅有科学家思维，还有很强的商业感知能力，当前中国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才涌现。这样一些能力在一个人身上能够“起反应”，然后通过我们这些投资人“敲敲边鼓”把它变成产品。但我们这些投资人不是真正的驱动者，而是像王晓东这样的科学家，才是把科学变成产品的最重要驱动力。
李彦宏：我们说要找到集科学家和企业家素质于一身的人，但其实这种人是凤毛麟角，跟能够得诺贝尔奖的人一样少。回过头来说如何让广大科学工作者得到更好的待遇，我想，对这个问题的直接回答是要有一个道路的选择，是待在学校还是去公司，公司可能有更雄厚的资金实力让你做一些事情，但公司有它的目标性，更加需要考虑市场的需求，所以相对也会受到更多的束缚。但学校里可能不太关心市场，而是要考虑更长远的问题。
邓锋：我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就是为了加强科学家和企业或者工业界的交流，未来论坛每年能否有一个“学院与工业相遇”的环节，就是学院来介绍这一年的重大发明和发现，工业界来介绍这一年遇到的重大挑战，这样两边就会有交流。这种交流可以促进科学家用商业思维来考虑问题，也可以促进投资人和企业家了解学术界到底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用。我觉得现在我们这种交流太少了，这件事情未来论坛可以做。
饶毅：最后，请每个人用一句话，谈谈你希望一百年以后的人们会怎样评价你们今天开启的未来科学大奖。
吴亚军：希望一百年后有人说，得亏当时有个未来科学大奖，是我们中国出现更多科学家的一个催化剂。
徐小平：希望一百年以后，我们的大脑存在虚拟空间，还能够看见未来科学大奖，每年评出影响全球的、伟大的科学项目。
沈南鹏：我估计一百年后的未来科学大奖不在北京举行，应该在银河系的某个星球上举行，然后他们返回来看我们当年的录像，不管是某一种胶片还是某一种数字存储方式，都会感觉到特别有意思。
张磊：我要说的是，一百年以后颁发科学大奖的时候，突然发现今天在座的人都还在座。
丁健：我讲点个人的吧。我希望一百年以后，我的孙子或者外孙说，我爷爷大概不够聪明，拿不到诺贝尔奖，但是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能够颁发未来科学大奖的角色，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为他感到骄傲的。
李彦宏：一百年后的人，再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话，估计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诺贝尔奖啊？
邓锋：我觉得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科学未来大奖，一百年以后是什么、有没有都不太重要，但一百年后，我希望中国或者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他们的地位能够比商人或明星要高得多，而且确实受到社会的尊重。
吴鹰：我希望一百年后诺贝尔奖还存在，因为可以有一个对比，我也希望一百年后得到未来科学大奖的100位获奖者中，至少可以有50位拿到诺贝尔奖。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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